黄帝崇拜的内涵祖先崇拜
何炳武主编
黄帝崇拜首先是一种祖先崇拜。
早期的祖先崇拜大致有三种表现形式：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和祖神崇拜。由于原始思维的模糊性，原始人无法摒除关于自己部族与某些自然物有血缘关系的心理联想，因而以这些自然物为亲属，图腾崇拜就此产生。图腾究竟是什么?弗洛伊德说：
多半是一种动物，也许是可食或无害的，也可能危险而可怖；较少见的图腾，可以是一种植物，或一种自然力量(雨、水)，它与整个宗族有着某种奇特的关系。大抵说来，图腾总是宗族的祖先，同时也是其守护者；它发布神谕，虽然令人敬畏，但图腾能识得且眷怜它的子民[1]。
可见图腾可能是人们能够联想到的自然界的任何东西。它被认为是同一图腾部族的祖先和守护者，因而受到崇拜。但毕竟在现实生活中图腾不能直观地反映每一个部族成员的出生过程，通过无数次实际观察之后，人们朦胧地意识到了自身的生育功能(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女性受到注意的时间远远早于男性)。于是生命之门和生命之根先后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初的同类祖先被当做了生殖之神。神的形象的出现反映了人类思维观念的进步。神是人逐渐在图腾世界取得支配地位的表征，“是在较后期渗入宗教感情才转变而产生”[2]。换言之，神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自信心与自尊心加强的产物。在人创造出来的诸神中，与人最相似最亲近的莫过于祖先神。应该说祖先神是具有人格的——他本身就是一个曾经生存活动于部族中的、给后代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具体的人。同时灵魂不灭的世界观又使原始人坚信祖先的神灵高高在上、实在而密切地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人类学家的调查结果很能说明问题。如东非的查加人生病、出行或遇到种种疑难时都要求助于祖宗的亡灵[3]。班国土人们则说：
我们的祖先能看得见我们，他们洞察我们的一切行为；假如我们是坏人，假如我们不忠实地遵守他们留下的遗训，他们就把柯姆波(Kombo)派到我们这里来。柯姆波就是饥饿、战争，是一切预见不到的灾难。[4]
这样祖先怎能不被敬仰和崇拜!
当黄帝成为那个时代的集体表象时，他就已经开始作为祖先接受崇拜了。首先这么做的，当然是黄帝部族。黄帝部族在历史上的存在不容置疑。这个发源于陕西西部、渭水以北黄土高原的姬姓部族最初活动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一带，后来逐渐向东迁移，大致先沿北洛水南下至今陕西大荔一带，然后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及太行山穿越山西南部进入河南，并及河北。沿途留下了大量文化遗迹。学者考证黄帝时代约与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和大河村类型相对应[5]，分布于河南中部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就是黄帝族的原始文化[6]。“黄帝”名号的代代流传，本身就是部族成员对男性始祖的最大尊崇和纪念。人们记忆中黄帝称号最初拥有者的本名，据较早文献记载叫做“轩辕”，如《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等等。何谓“轩辕”?郭沫若早年率先指出“天鼋即轩辕也”[7]；近年杨向奎首次识读青铜器铭文“玄鼋”，进一步指出“玄鼋即天鼋”、“这种图腾原来属于黄帝”[8]；吴锐则对“天鼋”铜器群及相关甲骨文献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广泛占有资料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证明“黄帝族系的图腾”有“龟、蛇、龙三种神物”、“天鼋或玄鼋实为水族动物龟蛇的崇拜物”[9]。以“轩辕” 名始祖明显是图腾崇拜的遗风。“黄帝”称号出现得也很早，西周文献《逸周书·尝麦》中已提到“黄帝”、“赤帝”，《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晋文公)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银雀山竹简本《孙子兵法》中也有《黄帝伐赤帝》残简[10]，说明在春秋时期五方五色天帝信仰出现之前的传说时代，“古帝”已用“方色”命名。“黄”为土色；在古人心目中，土有衍生万物的无上功德。至于“帝”，有学者考证古音与之相近的字如蒂、柢、底、胎、始等，多有“根基”、“原始”义，因而从语源学的角度看，它的意义正是生育万物[11]。在《山海经》中黄帝的对部族的繁衍之功随处可见：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左豸右区)。黄帝生禺*(左豸右区)，禺*(左豸右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左豸右区)处东海，是惟海神。[12]
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13]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有赤兽，马状无首，名曰戎宣王尸[14]。
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15]。
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16]。
可见以“黄帝”称呼首领不惟基于对起源地的记忆，更表达了对祖先育化功德的感念。最初的黄帝死了，并不代表“黄帝”在部族成员心目中的消失。这个称号像熊熊不熄的火炬，在后继者的手中传递，坚定人们的信念、点燃人们的希望、指引人们前进的方向。对于整个部族而言，它就如同巴隆加人的“穆罕蒙巴”(Mhamba)[17]，负载着历代祖灵，具有无比神圣的象征意义。
黄帝崇拜发源于黄帝部族，但中国历史舞台上上演的从来不是独角戏。学界对远古势力进行了种种划分。徐旭生分为华夏集团(包括黄帝、炎帝、颛顼、舜、祝融等族)、东夷集团(包括太昊、少昊、蚩尤等族)、苗蛮集团(包括三苗、伏羲、女娲、驩兜等族)[18]，顾颉刚分为东方族(包括虞、商)、西方族(包括夏、姜、周)[19]，王献唐分为炎、黄两族[20]，苏秉琦分为仰韶文化区系、红山文化区系[21]，石兴邦分为华夏族族群(龙帜部落)、诸羌族系(羊帜部落)、夷越族系(鸟帜部落)[22]。名目各异，但都抓住了中国民族与文化起源的多元特征。原本是黄帝一族的祖先崇拜如何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事实上这一过程也就是族系融合的过程。
随着黄帝部族的发展壮大，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部族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其中和炎帝族的关联最为密切。炎帝族起源于陕西西部，兴起时代较黄帝族早。作为同一母系氏族分化出来的两个兄弟部族，炎黄之间的关系起初是和睦的。两族的发祥地相去不远，活动区域相互交错，甚至东迁的步伐都保持了某种程度的一致。相信他们之间从一开始就在你来我往中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已经是一种融合，当然融合的方式是平和的同时也是缓慢的。伴随着交往和融合，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日益壮大的部族之间最难调和的矛盾，应该是对生存空间的争夺。两族在阪泉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这是目前所知的炎黄争夺黄河流域的第一次较量。由于较量的目的是征服而不是消灭，所以虽分出了胜负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从而加快了融合的进程。两个部族从此结成联盟，炎黄共同构建的民族开始形成。考古发现的庙底沟类型就与黄帝族、炎帝族融合的历史具有密切的联系[23]。虽然之后二者的争执也时有发生，(如《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说应龙“杀夸父”之事与《大荒西经》所说禹“攻共工国”之事，据《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生共工，共工生后土”及《大荒北经》“后土生信，信生夸父”的记载，共公和夸父为炎帝族，所以黄帝族的应龙“杀夸父”，禹“攻共工国”，都应是炎黄斗争的余绪。)但斗争的结果仍是融合，融合始终是主流。《国语·周语下》载夏禹治水时炎帝嫡系后裔四岳为其“股肱心膂”，说明夏政权建立在姒、姜联盟的基础上：周之女祖为姜嫄、文武二王伐商时姜尚鼎力相助，更说明周政权根本就是姬、姜的联合政权。
远古舞台上角色众多，这决定了阪泉战后的炎黄融合只是族系融合的第一幕。随后爆发的涿鹿之战是融合范围扩大的开始。很多迹象表明，炎黄与东方部族的融合远较炎黄之间的融合困难。一方面东方族由于自身的强大不愿屈服。《太平御览》卷七九引《龙鱼河图》云：“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不得已“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该说虽出于纬书，但较合逻辑。另一方面，黄帝族对战败方的态度也冷酷无情。《山海经·大荒南经》说“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郭璞注云：“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十六经·正乱》也说：“黄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禽之。剥其□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雋其发而建之天□，曰之(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其苦醢，使天下集之”[24]。可知战后黄帝族对东夷族有屠杀行为。尽管如此，东西方还是逐渐融合，在融合过程中东夷族还占据主导地位，如《孟子·离娄下》说舜是“东夷之人”；史籍载夏两度失国于东夷。无论是受邀而来还是破门而入，东夷人都一定程度地维护了民族融合。舜的美德自不待说。夷羿代夏时间很短，据《左传·襄公四年》的说法，他“因夏民以代夏政”，应该没有引起大规模的民族攻杀。汤革夏命，动机也是掠夺。革命的成果，《吕氏春秋·分职》总结为“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即便如此，商在民族关系上还是显得小心翼翼，为了消除民族隔阂，它甚至承认夏祖，如《诗经·玄鸟》有“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顾颉刚解为商以夏祖禹为己之土地神[25]。若《大戴礼记·帝系》关于姜嫄为帝喾元妃的说法不是出于编造，那么周人承认商之宗神亦为己之宗神。商、周统治者的这种做法昭示了一种着重追求各族融合的态度。
如果说炎黄族系胶着于三代之前，那么东西方族系即融合于三代之中。融合导致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黄帝为集体表象的集体越来越大，黄帝就这样成为多族的共祖。
注解：
[1](奥地利)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第14页，杨庸一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2][奥地利]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第183页，杨庸一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3][美]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第216页，吕叔湘译，三联书店，1987年。
[4][法]列维一布留尔：《原始思维》，第401页，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5]许顺湛：《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
[6]杨亚长：《炎帝、黄帝传说的初步分析与考古学考察》，《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7]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卷一，人民出版社，1954年。
[8]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2l～23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
[9]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二册，第637～67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10]《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第101页，文物出版社，1976年。
[11]詹鄞鑫：《神灵与祭祀》，第4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12]《山海经·大荒东经》。
[13]《山海经·大荒西经》。
[14]《山海经·大荒北经》。
[15]《山海经·海内经》。
[16]《山海经·海内经》。
[17] 在巴隆加人的每个氏族里都有一个穆罕蒙巴，里面装有历代领袖的头发指甲等遗物。穆罕蒙巴有专人保管、专屋存放，举行祭祀大典时必须使用。氏族发生战争时如若战败，其保存者必须先行逃跑，因为人们相信它一旦遗失整个部族将遭受重大灾难。见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46页。
[18]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19]顾洪编：《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十卷，第7716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
[20]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
[21]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
[22]石兴邦：《中国文化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考古学探索》，《亚洲文明集刊》第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
[23]杨亚长：《炎帝、黄帝传说的初步分析与考古学考察》，《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释文》，第25页B，文物出版社，1974年。
[25]顾洪编：《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十卷，第7717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
黄帝祭祀研究/何炳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03